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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当然，学界在以上观点的论述中还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60)同前注①，罗豪才、宋功德文，第21页。本文所关注的抗击疫情的名义软法，确有不少是直接被法院用作裁判依据的。
然而，该方案至少可以对传统法治图景提供一个弥补。(32)以此为据，或可解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得到授权、可以发布行政规则。(29)例如，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肉类加工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2020年7月2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印发《新冠病毒核酸筛查稀释混样检测技术指引》(2020年7月21日)、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印发《广东省物业管理区域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2020年7月9日)等。二则，逸脱适用需要经过严格的报批程序，(20)在理论上可以起到防止随意逸脱适用的情形，而在实务中就成了个案正义的阻力。(27)同前注①，罗豪才、宋功德文，第16-17页。
当然，并非所有的出现应当应该必须等语词的条款，必然是硬法。作为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处理政府日常工作的常设办事机构，其是否有独立地位制发行政规则，不无争议。在2020年代的当下，归纳中国法律制度、法学作品和汉语言学作品对权利的认知，可以看到人们对权利概念的使用，从体现的外延的范围看，呈现出这样几种有差异的状况： （一）中国现行宪法、法律和执政党涉法权威性文献使用的权利概念，都是外延单纯型的，不包括权力。
（一）在中文法学的历史上，权利一词在根本上虽起源于先秦的权字，直接地看却是权字在1830年代末、1860年代中期与西文法学对应的名词（right，droit）交流互译的产物。国家譬犹树，权利思想譬犹根。问题在于，国家所有权是特殊的所有权，并不都表现为民事权利，它由国家机关直接行使时表现为行使职权或权力。[82] [日]矶谷幸次郎：《法学通论》，王国维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见《法学通论与法的本质》，何佳馨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8页。
其理由首先是：‘法权一词不能确切地表达外文原词的词义。自由是权利概念指代的主要现象之一，李鸿章在谈论权利时还很自然地谈到了他对自由的理解，这在当时的东亚是不多见的。
结果是，同一种现象或行为，在有些学者那里，在有些时候被认定为权利，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在另一些时候，却被认定为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汉语权字与英文法学right 和法文法学的droit直接、间接最先发生联系的《海国图志》里，[13]林则徐的译员袁德辉、美国医生伯驾的译文对英文right（间接地还有法文droit，下同）的译法，实际上是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解决汉译难题的方案：让权字不仅指代power（或authority），同时也指代right，从而在根本上刷新了权字的含义。国家机关是与机关法人法律性质不同的组织。事实上，有权利就会有相应的权利意识。
[56]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16—1417页。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是历史上最早的汉英和英汉字典，其中的《五車韻府》是基于康熙字典和中国学者手稿完成、按读音的字母顺序排列的英汉字典。法学的任何学派或学者都不可能绕过权利问题,相反, 不同的学派或学者都可以通过界定和解释‘权利一词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 甚至确定其理论体系的原点，[121]这个判断迄今仍然能够成立。要确定英美法学对权利外延的主流看法，最好还是根据有代表性的法学辞书做判断。
所以，在权利与权力区分问题上，中外法学界一直以来交替使用着典型的双重标准。在引伸意义上，法律权利之外还有道德权利、应有权利等提法。
[[100]] 例如，笔者逐篇浏览《中外法学》、《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至2021年第3期一整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权利使用量数以百次计，但皆为外延单纯型，无一属外延复合型，包括张恒山教授的《论权利之功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48] 《仏蘭西法律書：民法》，［日］箕作麟祥译，文部省1871年刊印，东京图书馆影印本，如第2、4、30、33、41等页。
这里陈述的是从财产状况向各种利益、各种权转化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各种权也可以反过来向对应的利益和财产形态还原。而问题恰恰在于中外法学界从来没有就划分权利与权力的学术标准达成基本共识。英美法学有很多流派，同一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处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权利外延的看法也很不一样。陶希圣列举的自由意志说、势力说、范畴说、利益说、职能说。接下来的问题是权利一词能否以及如何获得社会的认同，而这与传播路径有关。[32]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而这样论说权利的情形，在清末和整个民国时期各种版本的《法学通论》中是大量的、常见的。[39]当时愤世疾俗之士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
从宪法、法律和法治逻辑看，权力与权利是平等的，两者并列为最重要法现象。如梁启超在1899年的文章中曾说天下无所谓权利，只有权力而已，权力即利也。
[65]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深耕权利研究，有两点是起码应该做到的：一是精准画出它的范围，其结果是彻底告别外延复合型权利，坚守外延单纯型权利的地界。
梅谦次郎列举的意思说、范围说、利益说等等。[90] 瑪.巴.卡列娃:《国家和法的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6、393页，第437-446页。此书不少内容涉及相关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本应出现权利、权力这类词语，但实际上未出现。[18] 英法文均见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pp.67-68.文中英文短语和法文句子的大意分别是：陛下保留赐予这个（大公）国的权利。
[102]《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被害者得委他人代为私诉，及请降其诉，或自弃其权。
法律上ニテ權利ヲ有スルノ思料ヲ受クル者ハ其權利ノ証ヲ立ルニ及ハス。外延单纯型权利起源于我国本土，符合汉语表达传统，与我国当代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契合密切，应取代外延复合型权利稳定地获得与其现实重要性相称的法学学科地位。
其中，对《法国民法典》第1300、1352条中相应的法文词，中文版《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为债权、债务、利益，箕作麟祥相应地译为權利、義務、權利。法律上推定有权利者，无需举证该权利。
单纯从语言文字沟通的角度看，中外交往到了较深入阶段，必然有一个如何准确理解和解说法律和法学名词right（权利）的问题。1896年9月2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纽约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回答记者问到他对加州排华法案的感受时说：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是社会生活和语言协调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遵循的逻辑，它在丁韪良汉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译者对合格译文的追求。[72]但这些都是指人们在所谓自然状态下，未组成国家机构、未进入政治社会之前的自然权利，或在陈述以主权者人民为主体的意义上的权利，都是政治性的宣告，同法学通常要讨论的宪法、法律上的权利，有实质性差别。
中文同英、日文一样，没有同rechet、правo相应的多义词。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
[37] 张之洞：《劝学篇》，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本，出版时间不详，卷首语，第1—2页。大体成形于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中文法学[2]继受了传统律学的相关精华但又同后者有重要区别。
[71] 其实，不仅美国宪法如此，按笔者在能找到的中外文资料范围内查证，英美法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包括英国2000年开始生效的《1998年人权法案》和2009年生效的《2005 年宪制改革法案》）和常用著名判例、制定法显示的情形都是如此，即他们并未使用包含法律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孟森列举的意思说、利益说、势力说、界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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